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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幸的方面，人们喜欢将司马迁与屈原对比。司马迁诚然有着屈原一样的自傲，但是他所受的委屈绝对是比屈原还要大得多的。我们看屈原“为楚怀王左徒”，这也让他一直引以为傲，他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所面对的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是国破的无能为力，是不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而同样自傲司马迁虽“负不羁之才”，但他不过是被汉武帝视为“近乎巫祝之间”的史官，更不要说有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优待了！他自己也只是被君主当成最不起眼的“倡优”，所面对的是“诟莫大于”的宫刑，是那种生理和心理不断重复的打击，是世人的耻笑。是“下流多谤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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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有了极大的不幸后，那么他可能只有用他的生命来为自己的不幸作注解，司马迁大概就是用他的《史记》来为自己的不幸做出他自己注释。而，我更喜欢将司马迁和普鲁塔克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通过人物传记来写历史虽然他们在成就上有那么多的共鸣之处，但是，普鲁塔克的命运比司马迁好得太多了，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据说普鲁塔克曾经为罗马帝国的2个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讲过课，并博得了他们的赏识，而且图拉真皇帝曾授予普鲁塔克执政官的高位。后来哈德良皇帝又提拔他担任过希腊财政督察，晚年他又出任希腊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终身祭司。可是，司马迁却当了“刑余之人”，面对的是被“主上所戏弄”，所受的是“流俗之所轻”，在别人眼里他与蝼蚁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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